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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历史仍在这里发生
201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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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生活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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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至1950年是巴黎在20世纪里最奇特、最极端的十年。这十年开始于1940年法国沦陷带来的震惊和屈辱,接着是纳粹占领的痛苦和创伤。1945年德国投降后,出现了名为“野蛮净化”(wild purification)的暴力清洗浪潮——巴黎人陷入了自我憎恨和复仇的狂欢之中,将任何涉嫌与德国人勾结的人作为攻击目标。数以百计的妇女因为所谓的“横向合作”——跟德国人睡过觉——而被剃光头,这是当年的恐怖场景之一。在刚解放的巴黎,加入攻击这些妇女的人群是一项常见的活动。他们用柏油和羽毛羞辱她们,在她们身上画上纳粹党徽。

然而,在这种相互揭丑和谋杀的黑暗背景下,到这个十年的末尾,巴黎重回了世界文化之光的正当位置,还恢复了作为这个星球的智识首都的传统角色。再一次,当巴黎发言时,全世界都在倾听。

阿涅斯·普瓦里耶(Agnès Poirier)的《左岸1940-1950:艺术、激情、巴黎的重生》(Left Bank, Art, Passion and the Rebirth of Paris 1940-1950)讲述了巴黎重生的故事。在巴黎左岸这一相对狭小的空间里,政治、哲学、艺术和文学非同寻常的合流,彷佛宣告了一个新世界正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崛起。这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也人尽皆知,但作者的讲述里包含许多鲜活、令人愉悦的细节,即便其中并没有真正新颖的见解。

《左岸1940-1950:艺术、激情、巴黎的重生》

最著名的名字是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他们关于艺术、道德、文学和政治的每一处思考都受到国际关注。正如普瓦里耶所指出的,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法国文化被打败,陷入倒退,那时几乎无法想象到这个十年的末期,这些默默无闻的作家会像伏尔泰或狄德罗那样被人谈论。然而,让他们声誉卓著的不仅仅是思想,还有他们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在左岸的咖啡馆和夜总会里,他们身边聚集了新一代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演员,这些人似乎正在重新发明身而为人的意义。

他们的存在主义哲学是严肃的,尽管加缪对这个名字很谨慎。该理论的核心原则是“存在先于本质”,这意味着人的存在本身是无意义的,道德是一种物质性的虚构。萨特的杰出之处,在于试图将这种基本上是虚无主义的立场与某些法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当时的大辩论是如何从战争遗留下来的道德荒原中创造一个新世界。

但存在主义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风格。年轻人被左岸的廉价旅馆、自由的生活、丰富的性和酒精所吸引,从法国各地赶来。时代的配乐是爵士,衣服是黑色的、中性的和休闲的——女孩们穿着流苏和芭蕾舞鞋,男女都穿polo衫。这种文化爆炸是战后流行文化的最初表现之一。

普瓦里耶的书内容丰富,叙述令人眼花缭乱,充斥着关于性、毒品、高雅艺术和低俗生活的绯闻轶事。书里面万花筒般的出场人物包括让·科克托、塞缪尔·贝克特、迈尔斯·戴维斯、毕加索、索尔·贝娄、詹姆斯·鲍德温和亚瑟·库斯勒,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普瓦里耶展现了女性在左岸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比如西尔维亚·比奇,她是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也是《尤利西斯》的首位出版商;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和艾迪特·托马,歌手朱丽叶·格雷科,女演员阿莱蒂和玛丽亚·卡萨雷斯,以及在法国为《纽约客》撰稿的记者珍妮特·弗兰纳。这些女人都不是谁的情妇或缪斯,而是那个时代各种论争和戏剧的积极参与者。

书中的女主角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她的作品改变了世界,并且仍然在改变世界,比加缪、萨特或那个时期任何其他男性知识分子领袖的影响都更为深远。这并不是一个新观点,但普瓦里耶在阐述时充满了机智、同情和优雅。然而,当普瓦里耶试图论证20世纪40年代左岸的理想主义在21世纪仍有生机时,她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本书结束于对1949年的乐观描述,她在此处生动地描绘了让·莫内,这个创建了共同市场,最终为欧盟铺平了道路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战争不再可能发生。普瓦里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左岸一代人想象的跳出战后世界冲突的道路。

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即将席卷法国的危机中得到了证明——最显著的是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可怕屠杀以及撕裂的忠诚,这是1958年第四共和国倒台的导火索。到此时,四十年代的伟大知识分子已经迷失了方向。例如,加缪迷失在阿尔及利亚的混乱中,绝望地试图调和反殖民斗争的暴力和他的人道主义哲学。萨特在这些问题上与加缪分道扬镳,很快就走上了为毛派和巴德尔-迈因霍夫帮辩护的道路。

《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

这种道德妥协是什洛莫·桑德(Shlomo Sand)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The End of The French Intellectual, From Zola to Houellebecq)一书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追随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脚步。后者在1992年的著作《未竟的往昔》里探讨的内容大致相同,抨击了萨特及其后来者在面对他们公开表示尊崇的国家——尤其是苏联及其卫星国——所犯下的伦理罪行时,所表现出的虚伪和有意的健忘。

桑德一开始先描述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这发生在所谓德雷福斯事件的高潮时期,该事件于1894年开始发酵,当时法国陆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被指控向德国人传送军事秘密。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他唯一的错误是作为犹太人,刚好撞上了法国周期性怀疑犹太人的一个顶点时期。当真相在1896年浮出水面时,法国战争办公室压制了这一消息。随着掩盖真相的行为广为人知,法国分裂成两方:一方面是相信法国当局不可能犯错的“爱国者”,另一方是看到这个国家有多烂的人,主要是左翼。

这一丑闻终于在1898年激怒了小说家埃米尔·佐拉,他写下了著名的小册子《我控诉!》,要求重审这个案件,并对法国发起了论战,这个国家是如此的衰朽和腐败,连关于自身的真相都无法承受。这被广泛认为是现代法国知识分子进入历史的时刻,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人物,其职责是要对社会负起责任来。在此之前,法语单词“intellectuel”很少被使用;突然之间,它有了将哲学转化为政治行动的含义,而这正是后来它在20世纪的用法。

当然,历史学家已经很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领域。然而,桑德重访德雷福斯事件时带着个人的视角。他讲述了自己还是特拉维夫的一个年轻学生时,如何第一次听说被用作犹太复国主义论据的德雷福斯事件;犹太人只有聚集在故土时才能免受迫害。后来,他认为德雷福斯事件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叙事;再后来,他认为该事件在法国社会中创造了“知识分子”这种隐藏的权力基地,他们不经选举产生,也无法问责,而且实际上和他们宣称要服务的“人民”相隔甚远。

桑德在后面的章节里又回到这一点,他讨论了2015年1月7日的《查理周刊》大屠杀和小说家米歇尔·维勒贝克。对于枪击事件前一天维勒贝克的小说《Soumission》的曝光度,以及随后批评界对这本小说的好评,桑德很愤怒。这部小说将2022年的法国想象成一个穆斯林国家。桑德对维勒贝克漫不经心的虚无主义以及他利用这种虚无主义吸引媒体注意的方式感到尤其生气。桑德说,这是最恶劣的不负责任,是对知识分子原初含义里所包含的义务的弃绝。从某些方面而言,这是一个范畴错误;维勒贝克确实喜欢在媒体上吹嘘,但没有人会,甚至维勒贝克本人也不会把自己描述成左拉或萨特式的知识分子。维勒贝克只是一个暗黑喜剧演员,他的拿手把戏是酗酒、讽刺和挑衅。

桑德还指名道姓了另外两位著名媒体评论员——散文家埃里克·泽穆尔和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劳,指责他们贬低了法国的知识传统,将其简化为“快餐思维”。桑德再次开错了火力:泽穆尔基本上是一个制造麻烦的记者,比起萨特和加缪来,他更像理查德·利特尔约翰。而芬基尔克劳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他的作品经常被许多法国左派歪曲为种族主义,他们只是不喜欢他的思想罢了。

在这里桑德的愤怒压倒了论证,他陷入矛盾和不连贯之中。他的大体思想是,21世纪由维勒贝克、泽穆尔和芬基尔克劳推动(他认为如此)的“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新的反犹太主义。但这根本与真实不符。在法国,仇视伊斯兰教和反犹太主义实际上是共存的,大多数时候相互对立。喜剧演员狄乌多内积极向他的粉丝(其中许多是穆斯林)宣扬否认大屠杀的观点,而他只是法国生活里这种永久张力的一个例子。在这一点上,桑德的书不过是来自对面立场的怒咆。这很可惜,因为他对这一领域十分了解,本可以做一个细心审慎的历史学家。

《漫步巴黎》

埃里克·阿赞(Éric Hazan)在《漫步巴黎》(A Walk Through Paris: A Radical Exploration)里的情绪恰恰相反。在书里,他大致沿着将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的经线漫步,追寻激进过往留下的痕迹,还有他自己从学生到外科医生再到左翼活动家的历史。

这本书丰富,厚重,引人入胜。阿赞是一个绝佳的伙伴,他永远偏题,严肃对待自己的政治事业,但总是保持着良好的幽默感,最重要的是,他仍然爱着这座城市。

他与历史学家路易·谢瓦利埃有许多共同之处,他在书中到处引用了后者的话。谢瓦利埃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局外人,他爱巴黎的原因和哈赞一样;因为巴黎的建筑、历史和人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切瓦利埃是研究19世纪巴黎“危险阶层”的历史学家,并因此而知名。这个阶层的人包括流浪汉、移民、性犯罪者和酗酒者,以及“劳动阶层”。他认为,这些边缘人物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真实历史。谢瓦利埃还写了一本名为《巴黎之死》(The Killing of  Paris)的书,他在书中哀叹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变化,这些至关重要的活力人群被逐出城市,使巴黎成为“一个只有美国人才爱的地方”。

谢瓦利埃的崇拜者中有情境主义者居伊·德波,他也担心20世纪后期的巴黎将成为一个“博物馆之城”,一个像佛罗伦萨或威尼斯那样的死城。当阿赞沉重地走过今天的左岸,从卢森堡公园穿过右岸来到雷阿尔区时,他看到的大多是士绅化和全球化的景象。他得出的结论与德波和谢瓦利埃一样,这里的风景“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

但还有另一个巴黎,它依然欣欣向荣,生机勃勃。这种活力在东部边缘,在工人阶级占主导的地区——贝尔维尔、梅尼蒙当和圣德尼向外延伸的城郊。在这里,来自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东欧的新人口正与传统白人工人阶级比邻而居,创造了混合版本的新巴黎。阿赞在巴黎的这些地区和这些“新无产阶级”身上看到了这个城市最古老的革命传统的回响,即使它的历史记忆并不牢固,或者并不完整。阿赞说,他为城市富裕地区的布尔乔亚感到遗憾,他们错过了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事情。

然而,法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因而阿赞的民间马克思主义最终看起来和阿涅斯·普瓦里耶对逝去左岸的赞颂一样怀旧。什洛莫·桑德饱受另一种怀旧之苦;在还没有成长为知识分子的青年时代,他将巴黎理想化为一个思想和论辩的城市,但这个城市早已不存在了;他对这一损失感到痛苦和失望,所以抨击那些并不存在的靶子。然而,这并不是说,21世纪的巴黎已成为政治死水。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正如巴黎最近发生的政治事件——尽管悲惨,骇人听闻——所显示的那样,历史仍在这里发生。

本文作者Andrew Hussey是伦敦大学高级研究学院文化史教授。他是《法国的暴动:法国与其阿拉伯人之间的长期战争》(The French : The Long War Between France and its Arabs)的作者。

(翻译: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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